文学不死，天理难容！——从女诗人舒婷看文人的无耻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漠视当下、远离现实、逃避责任，这样的文学，必然死亡，也只能死亡，而且早已死亡。我只是往它的棺材上再钉了一颗钉子而已。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从来没有看到作家的声音，公共知识分子中，几乎不存在作家。韩寒是唯一的例外。
自称最关注环保的女诗人舒婷，世居鼓浪屿，却对当年的厦门PX事件均不置一词。其实说穿了很简单，舒婷是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还不是怕没了官位嘛。连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们又能对文学寄予什么希望呢？如此的文学日益遭受边缘化，正是公众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养成的体现。
悠闲地写些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我鄙夷这样的人与文。
也许，2008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永远不应该被忘却。南方雪灾、拉萨骚乱、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高企、股市暴跌、胶济铁路火车相撞、阜阳手足口病爆发、汶川地震、昆明公交爆炸、杨＋袭警案、瓮安群体性事件、三鹿毒奶粉、山西溃坝、金融海啸……不旋踵间，天灾与人祸猝然而至。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也曾亲身经历其中若干事件。我永远记得那天下午，阴霾的天空下，我站在震后北川县城的巨大废墟前黯然神伤的场景，尸臭、悲哭和不断的余震混杂在一起。那个时候，每个坚强的人的心都应该是柔软的。四川某电视台的美女记者拒绝去震区采访（后因此遭开除），她告诉我说她不想死。与此辈相较，我庆幸自己竟然还良知未泯。
本书题为《2008中国民间记事年选》，便是以民间立场，记录下2008年的中国。当下中国，“民间”似乎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所谓“底层文学”中，“民间”拥有勤劳、朴实、善良、坚忍等一切优秀美德，底层道德和文化价值被无限推崇。我厌恶此类的民间立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就曾深刻地指出：“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何雪峰、周筱赟主编《回到常识：公众论坛演讲集》，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读之令人唏嘘。
孙教授议论所指，是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窑主其实并非富豪、官商，只是一普通的农民，而他骗来的窑工，则是比他更弱的弱者——老人、小孩、智障者等。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残害。而收入本书的《河南盲井案再调查》中，这种弱者对更弱者的残害，已经到达令人发指的地步——过着底层生活的湖北农民盛才军，以介绍打工的名义，将多名同村最穷苦无助的村民骗至河南煤矿，毒死后骗取赔偿金。
我们的民间立场，是置身于民间的场域，作为民间的一员，对底层的苦难感同身受，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不溢美、不隐恶，客观冷静地陈述事实真相。去年1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店庆促销，数百人哄抢特价菜籽油，导致3人死亡，31人受伤。为了每罐11.5元的优惠，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论者谓之“家乐福悲剧是蔑视秩序的致命苦果”，指责市民不去排队，这些居高临下者又怎能体会这11.5元背后的民生之艰呢？
本书所载，均为新闻媒体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不收任何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报告文学”。近一二十年来，所谓“文学”，几乎蜕变为个人无病呻吟、官家粉饰太平的文字的代名词。无怪乎阎连科写出深刻反映中原农村现实的小说《受活》、《丁庄梦》，却一再声称他写的绝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照搬照抄自前苏联的伪“现实主义”，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名义，炮制了多少谎言？
漠视当下、远离现实、逃避责任，这样的文学，必然死亡，也只能死亡，而且早已死亡。我只是往它的棺材上再钉了一颗钉子而已。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从来没有看到作家的声音，公共知识分子中，几乎不存在作家。韩寒是唯一的例外。
眼前便有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位因要做“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而成名的女诗人舒婷，于2007年10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在该书中，舒婷把世代所居的厦门鼓浪屿称为“我的生命之源”、“妈妈的岛屿”，书中收录了多篇谈环保的散文，2008年4月接受采访时，舒婷深情地说：“我深知我国的环境损害程度已经何等深重,有些缺失与黑洞,是花多少钱经多少年都无法恢复填补的。”“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引起全国舆论高度关注的厦门PX事件，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谈环保的散文中，均不置一词。而厦门PX项目，之所以引起上百万厦门市民反对，并到市政府门口散步表达，最重要的原因，是位于厦门海沧区的该项目距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岛实在太近。舒婷的散文集出版于2007年10月，厦门PX事件肇端于当年3月，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决定缓建，12月20日宣布取消，无论是散文集，还是媒体采访，一直未见自称关注环保的舒婷做过任何表达。其实说穿了很简单，舒婷是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还不是怕没了官位嘛。而对PX事件圆满解决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两个人，一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赵玉芬院士，二是居住厦门的资深媒体人连岳先生。舒婷世居鼓浪屿，连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们又能对文学寄予什么希望呢？如此的文学日益遭受边缘化，正是公众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养成的体现。
悠闲地写些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我鄙夷这样的人与文。我曾被千年前唐代无名氏的五言诗深深感动，“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这方是文学伟大的感人魅力。但上述的文学却丝毫感动不了我。我不需要虚伪的、粉饰的文学，我只需要真相，哪怕真相竟然是如此残酷。写出《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家杨显惠竟然宣称：“文学要写出美感，要给人以震撼但又不能让人恶心，要化腐朽为神奇，但不能越过美的界限，所以很多故事我留在自己的抽屉里。”难道重要的不是真相，反而是虚妄的所谓文学美感吗？既然同样能达到美感，该作家又凭什么指责那些歌颂大跃进时代“一片莺歌燕舞”的文字呢？真相本身无论如何可怕，也不如真相被遮蔽更为可怕！遮蔽真相才能使轻信和盲从成为可能，让轻信者与盲从者成为被掩盖的真相的下一场受害者。
在日渐稀少的爱好拥趸（在广大中小学生中，也许并不稀少）眼中，华丽的辞藻、离奇的情节，便是好文学。而新闻作品，尽量少用形容词，以最简单的句式，最简洁的语言，冷静客观的把事实陈述清楚，便是好报道。
但近来也有新闻的文学化倾向，在新闻报道中采用文学式的夸张与虚构，我深不以为然，力避在本书中出现。在文人看来，对文辞优美、情节曲折的追求，远超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而为了前者，牺牲后者是理所当然。据说中文系便专门有此类课程，讲授这类谋篇布局之法。
多年前，我回故乡浙江湖州，想访问民国时期湖州参议会的议长，请市政府某人代为介绍。此人曾于《湖州日报》发表文章，访问这位年过八旬的前议长，文末称“时近正午，怕打扰老人午睡，便告辞而出”云云。我打听老人何时午睡，以便确定我去拜访的时间，不料此人竟称“他从来不午睡的”，让我大感讶异。我问既然从不午睡，那文章为何如此写呢？他反问我，不如此写，文章又该如何结尾？我当即哑口无言，闭嘴是我那时最好的选择。原来，这便是中文系的写作技巧之一，当歪曲夸大不足以体现写作意图时，就干脆凭空捏造了。
当然，当记者采访某一新闻事件，试图还原其真相时，作为一个外来介入者，真相往往并不易得，我们也许只能获得事件的零星片断，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即便有现场录像，也存在权力机关剪辑的可能。但是，若有人以绝对真相之不易得，进而否定真相之存在、否定探求真相之努力，若非愚昧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为专制独裁、钳制舆论张目。
其实，只要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留下多元的记录，真相就不可能永被遮蔽。美国总统林肯在1864年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在所有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我们要感谢收入本书的所有作者，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向这些历史的记录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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